执行编辑黄海贝把本期稿子清样递给我的时候说："这期的传主中最让我感动的是谭嗣同和雷锋。雷锋半蹲半坐学开和自己身量不配的推土机，谭嗣同有机会逃生却毅然赴死......读的过程中我的眼泪都出来了。他们为什么能做到这一切呢......"

      如果不是这样一个机缘，把谭嗣同和雷锋并置谈论是我难以想到的。犹如不经意打捞出来的沉淀在历史长河不同流域的巨石，蓦然凝视，竟发现他们和当下时空颇有些"异质"。他们壮怀激烈的年代，分别距今111年和43年。他们一个在"百日维新"后英勇牺牲，成为清末以"救亡图存"为宏旨的改良运动的殉道者；一个在社会主义中国建设初期履践"助人为乐无私奉献"，成为"利他主义"的道德典范。哪怕撇开外部力量的作用，他们自身焕发出的神圣光彩依然难以遮蔽，这在世俗化、个人主义泛滥、效率至上和"人人都是‘经济人'"（"经济人"假设认为，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）的当下中国，很可能对理想主义者产生心灵"震撼"。从另一层意义说，这样的对比也折射出晚近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踪迹。

      本期《杨仁山与谭嗣同》一文很好梳理了杨谭交往事迹，但因文类所限对谭嗣同庞杂的思想体系较少论述，《永远的春天--重读雷锋》一文亦复如是，这使得"雷锋为何能如此大公无私"及"谭嗣同为何会弃生求死"有可能成为年轻一代读者的疑问，根植于特定历史时空的"信仰的力量"也许可以提供上述疑问的一种解释路径。雷锋意外牺牲的1962年，正值"第二个五年计划"最后一年，年轻的共和国意气风发、蒸蒸日上。雷锋在共产主义理想感召下，从身边小事做起，以"助人"和"敬业"实现人生价值、追求道德完善，成为朴素的"平民英雄"；而在19世纪末内忧外患交困、传统和现代相互"揉搓"的中国，谭嗣同慷慨赴死的壮举兼有政治理想和宗教信仰的渊源。从谭嗣同最重要的著作《仁学》可看出，为了在没有惯例可循的历史情境中有所作为，他从儒、释、道甚至西学中分别获取了思想资源，其中佛教无疑对他有更深远的影响。谭嗣同引用"以心挽劫"这个大乘佛教常用词表达救世的途径和决心，为自己设计了"慈悲理想中的苦难英雄"的人格形象。虽然他的"流血......请自嗣同始"的壮言广为人知，但从《仁学》一书可看出，他对死亡的蔑视和"无畏"不仅可以解释为对"维新"政治理想的献身激情，更可从大乘信仰中梳理出清晰的线索。